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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相关的较高规范之反射。

同时，由于我国传统财政体制具有明显的城市财政特点，[13]造成我国经济发展中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矛盾，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当以公共性为指导，通过国有资产的投资，发挥国有经济的带动力，缩小农村与城市以及东部与西部的地区发展差距。预算在编制后需经人大批准方可生效。

从目前的规定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制度缺乏明确的民生财政导向。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为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便是引导市场的建立、促进市场的不断发展。最后，借助科学、合理、可行的预算程序尤其是编制程序对其予以制度保障。[26]刘剑文：《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政法论丛》2012年第1期。同时，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也相应涵盖了资本性的支出内容。

有学者准确地将其界定为一体五重关系，即一个主体（国家或政府）、两种身份（政权行使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两种权力（政治权力、财产权力）、两种职能【社会管理、经济（含国有资产）管理】、两种分配形式（税收、国有资产收益）、两种分配关系（税收征纳、利润上缴）.[5]由于财政分配本身就具有公共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财政更是以公共财政为基本发展方向，因此，当国家财政本身既包括政治属性的分配又包括经济属性的分配时，公共财政自然应当将两者都涵盖其中。基于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国资委应有权对下年度的投资计划进行预算。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看，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

5、 免责事由绝大多数的文本都忽略了免责。又可以随时将行政处分推出，而不伤经脉。只有《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有所涉猎。（2） 不同文本在问责的种类与表述上略有出入。

对检索结果逐一阅读核查，剔除了其中的重复项、不相关项和错误项。它给行政执法人员带来的激励、督促、压力乃至惶恐，远甚于行政诉讼、正当程序和公众参与等其他任何一种依法行政进路。

透过行政问责，激活了长期沉寂、蛰伏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又添加了新的内容。首先，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行政问责的勃兴本身就是行政机关跟进时代的推陈出新，就是依托行政科层制，自内而外、自上而下，整体性地回应社会压力的诉求。第三， 至少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党内问责。民间调查显示80%因病离岗，60%家庭变故。

无论是质询、罢免还是不信任案，从动议、审议到表决，都需要达到法定的人数。[9]第二， 行政问责从进入公众关注伊始，就混杂着多样形态。在紧凑的行政部门内，有着实在的内部审批机制和明确的监督职责，追究领导责任，其合理性很容易得到解释和认同。4、 问责程序从规范文本看，问责程序大致统一，都不是议会民主的议决程序，而是诉诸科层制的行政程序。

程序是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45]参见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对外形式为通过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或者责令赔礼道歉（责令道歉）。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5日。

它形成的等级结构导致了一个官僚主义体制，为官僚习气缠绕，其结果是缺少回应性。比如，2003年‘非典疫情问责案中，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决定获人大通过。[30]参见郑华卿：《中国突发事件行政问责功能异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我看来，问责官员的去留也可以加入这样的机制。通过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数据库进行分项检索，分别以行政执法责任、执法责任、过错责任、行政问责为标题关键词。事件（案件）检索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13日，只限于对县处级（包含副职）以上官员的问责处理，共整理出自1979年以来国内发生的86起重大行政问责事件（案件）。

2010年1月1日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16条规定，两年内不得提拔。首先，突发事件与一般常态下的决策不同，需要果敢，当机立断，很难通过从容不迫的程序来做抉择。

无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都是人大罢免所追求的效果，只不过前移了，也让人大问责显得多余。事故+问责的搜索结果约为289万条。

但是，对于具有政治责任意味的领导责任的追究，要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氛围之中，采用行政程序，必然会遇到一些棘手难解的问题。再次，问责之后的复出也很难获得正当性基础。

但是，勾勒制度沿革的脉络，不少问责规定还散落在很多地方，比如重大事故责任、执法责任制、执法过错追究、过错责任、党内问责等等，彼此有交叉，可以相互借力。否则，我们无法涤荡复出的是是非非。世界银行专家组：《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第二，不是由相对中立的委员会听审并提出处理意见，而是提交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行政首长意志起决定性作用。

它指出，我们不认为，部长因为有权干预机关的行为与决定，就得为本该由机关首长负责的上述行为和决定承担问责。1、 问责事由立法机关的质询、罢免、不信任案，通常无需费神去详定事由，全交给民主程序（政治程序）去动议、表决。

但是，把后者都并入行政问责之中，显然是对实践的误读。那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盘根错节，枝枝杈杈，几乎无法梳理干净。

公务员对部长负责，部长对议会负责，并经由议会对人民负责。六、结束语毫无疑问，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对于推进民主宪政、推动公众参与，意义重大。

那么，对于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如何做到慎之又慎，避免漫漶呢？在我看来，首先，如何怎么努力，尽力严格适用条件，也无法将裁量权挤压到决定容易得到认可的程度。但这只是附带性的公开义务，是与行政组织之外的问责形态交接。这是问责缘起的初衷，也是制度功效的魂魄，是我们重新整理的基础与凭据。从积极面讲，行政问责原本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执政党主动回应社会诉求的姿态。

首先，如果不能说清楚被问责对象的职责与事件（案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合理解释被问责的层次和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很容易失之武断，变成长官意志。学者也多认为行政问责制是由多种内在逻辑各异的类型所组成的问责体系。

但有时媒体报道的偏激，也让政府不得不作出过度的反应、过分的问责决定。2、一个新样式在我国, ，行政问责之所以被看重，与政府主导型的法治进路有着密切关系，是政府对民意的一个尊重和交代，[35]却又撇开了议会的中介。

李军鹏归纳为人民主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代议制政府理论、法治政府理论和分权制衡理论等（参见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不少地方立法也就很自然地把行政问责作为已有责任形式的上位概念。